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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带3岁女儿流浪病饿而死 曾拒绝救助(图)

2014-9-3 13:36:01 生活网 http://life.southmoney.com

流浪母亲带3岁女儿病饿而死曾拒绝救助(图)

  7月23日,王世菊母女俩在救助站内 视频截图

  母亲带3岁女儿流浪病饿而死 曾拒绝救助。“精神不太正常”的母亲带着2岁多的女儿流浪了几个月

  绿铁皮的房门上刻着家人名字和写错的电话号码 如果有人帮她查一查……

  救助站的录像里女孩眨着眼睛看着警察和救助人员 如果留下她们多问问……

  这是被发现死在果园板房里的两条生命——44岁的母亲和她不到三岁的女儿。

  三个月前的5月下旬,租住在西安市未央区的她们走失;三个月后,她们被人发现死在距租住地约60公里的长安区一果园内,死因警察初步判断是疾病或饥饿。

  遗憾的是,死前一个月,这对母女还被送进过救助站,却因“拒绝救助”离开。而此前,孩子的爸爸已向警方报案两人失踪。

  8月24日下午2时多,环卫工人肖亚梅在西安市子午大道附近扫马路。她感觉有点奇怪,好几天没见到路边那对流浪的母女了。那是一个看似三四十岁的妇女,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,经常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溜达,可这几天突然不见人影了。

  肖亚梅是长安区子午街道办的环卫工人,平时负责此路段的环境卫生。“那娘俩没事吧?”这样想着,肖亚梅沿着马路走向路西的一大片果树林。果园紧靠子午大道,东端紧挨子午大道处有一间绿色活动板房,是当地政府给果农修建的,为了方便果农存放农具或果品。房子距子午大道只有十余米远,穿过马路边的绿化带就到了。

  隔着窗户,肖亚梅看到那对母女躺在地上,母亲躺在靠房间东面的墙根处,一条腿似乎还弯着,小女孩则躺在靠门处的北面墙下,一动不动。

  敲了敲门,没有任何动静,肖亚梅吓坏了,赶紧跑开了。一个多小时后,大批警察赶到现场,确认这对母女已死亡多日。肖亚梅听到这个消息,难受得蹲在地上干呕了好长时间。

  肖亚梅告诉华商报记者,大约15天前,她还和其他村民一起到活动房看过这对母女。当时,那个女人正在洗衣服,女儿饿了,母亲就抱起女儿喂奶。听女人说,孩子快三岁了。肖亚梅猜测,这个母亲早已经没有奶水了。

  当地警方随即发布信息称,一对母女在果园死亡,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。

  流浪母女,病饿而亡

  子午大道是条南北大道,位于西安市区的西南方向,最南端是环山公路。此处是西安市民进秦岭游玩的重要通道,除了过往的游客外,卖水果的、摩的司机及环卫工人是活动最多的人群。

  8月25日,华商报记者前往当地调查。几乎所有附近的摩的司机都证实,经常看见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女童在马路上转悠,“那个女孩很漂亮,长得很心疼。”

  当地警方和法医对现场及死者进行了勘查,初步排除他杀及性侵可能,结论是疾病或饥饿而亡。

  这是一间大约12平方米的简易活动房,坐落在公路绿化带和果树林中间。果园种樱桃,这个时令没有水果。板房锁把上挂着一个塑料袋,里面有两个苹果和几粒葡萄干。

  村民推测,可能是好心人送来挂在门口的。遗憾的是,正在生死挣扎中的母女,“可能连开门的力气也没有了。”屋内一片狼藉,气味刺鼻。地上铺着一张凉席和几个编织袋,四处乱扔着旧衣服和小孩的鞋子,再就是地上四处可见的矿泉水及饮料瓶子。保洁员卢志浩说,他多次看到这个母亲捡空瓶子回来,但却未见她卖过空瓶子。

  室内一辆半新的女式自行车撑在地上,后面有小孩座椅,地上胡乱扔着几张冥币,很刺眼。小女孩的鞋子有12只,颜色各异、形状不一,从棉鞋到凉鞋都有,好几双是手工缝制而成。

  “如果当时谁能给几片药,可能小女孩都不会死”

  50岁的卢志浩,是肖亚梅的同事。他觉得这个女人“怪怪的”,“有一回下着雨,这个女的带着女儿又出来转。自己戴了个白色塑料太阳帽,女儿坐在后面用手捂住头。两人在雨中骑自行车溜达,好像天没下雨。”

  卢志浩说,这个母亲大约三四十岁,个头矮,但看起来很结实。“那个女的在附近一条河内取水,用河水洗衣服和饮用。那里的水可能都污染了,不干净,但这娘俩儿还喝,用三块砖架个灶,用搪瓷碗烧水喝。”

  “小姑娘身材又细又高,眼睛大大的,很聪明的样子,偶尔还吮吸着手指。”一位摩的司机说。

  另一个女环卫工人说,有人曾提出给这个女子一些钱,将娃抱走,这个女人拒绝了。

  附近村民觉得这个母亲似乎还有点钱,有时骑着自行车去买馒头。“现在日子都不错,咋能让一个女人跟一个吃奶的娃娃受罪。”善良的村民经常送点方便面、馒头、小孩衣服、鞋子到板房。很多人和那个女人说过话,第一感觉语言不通。她的口音似乎是四川、重庆一带;再一个是答非所问,好像精神有点问题。

  卢志浩清楚记得,在这对母女被发现死亡的前四五天,他在扫马路时发现,路边拉下了很多粪便。“都是稀水。手纸用的不是卫生纸,都是捡来的脏纸。”后来发现是那个小女孩,“孩子拉肚子了,光屁股没穿裤子,只有上身穿衣服。”

  卢志浩一直很后悔。“如果当时谁能给几片药,可能小女孩都不会死。”

  小房间门和窗都向北。在房间东侧,华商报记者看到了卢志浩所说的三块砖的简易灶。砖已被熏黑,搪瓷碗也分辨不出颜色。

  屋外东侧的墙角处,晒着一些不知名的植物和果实。地上有些已经腐烂的水果,还有一堆桃胡,每一个都被砸成两半,村民猜测,“母女俩最后病饿交加出不了远门,只能砸桃胡度命了。”

  死前一个月,她们与救助擦肩而过

  检视房间,华商报记者意外发现在绿铁皮的房门上,刻着许多汉字和数字。最多的汉字是人名,“王世菊、王世成、王世秀”等最清晰,很容易联想到三个人可能是一家人,“王世菊”在上面出现了2次,再就是一些地名和一些“生日”的时间,同时留下了大量的以“566”开头的8个数字,疑似电话号码。

  案发当天警方通报称,现场发现一张身份证,死者似乎为陕西商洛人。当地子午派出所警官高鹏告诉华商报记者,身份证显示其姓罗,32岁,家庭住址为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大荆镇。

  按照该信息打电话过去,当地村干部很愤怒,“你们怎么调查的,人家好好活着,还在上班,咋说人家死了,你们也不拿身份证上的照片和死者对比?”显然对方把记者当成了警察。华商报记者试着按墙上的数字打电话,无果。后来,这张身份证被证实是捡来的。

  这时,华商报记者了解到一个信息,这对母女此前曾接受过长安区救助管理站的救助。

  一个月前的7月22日,果园的主人、长安区子午街道办张村村民张建设,发现自家板房内住着一对母女,他将此事告知村主任肖利浩。肖随即上报包村干部王新良。随后,肖利浩按照领导指示,向长安区救助管理站报告。

  当天上午,救助站人员到达果园,当晚才找到这对母女。救助站人员刘波和肖利浩当时还简单做了询问。

  “这个女的在本子上写了王世菊的名字,刘波就问她是否叫王世菊,女子点头称是。但是她拒绝去救助站,我们的人随后就返回了。”长安区救助站站长侯金良说。

  7月23日,子午街办党工委书记姚旭升打电话给子午派出所,希望警方协助。由于其死活不肯放下自行车,当日这对母女带着行李、拉着车子,面包车一路开进了救助站。

  华商报记者在救助站提供的数十分钟的录像中发现,救助人员和民警一直用陕西话和王世菊交流。王似乎听不懂,又似乎不愿交流,而且她的口音含糊,似乎救助人员也听不懂。

  录像中,现场多位工作人员重复转述了王世菊的话,“我想回家。”但只知道姓名叫王世菊,其他一概不知。有人发现女子有部手机,没电了,就抽出手机卡放进自己手机里,却显示该卡已经失效,而且没有电话记录。

  由于“这个女的言行似乎不愿意接受救助”,当日下午5时许,女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离开了救助站。

  8月24日,整整一个月后,这对母女的尸体被发现,警方认定二人死于疾病或饥饿,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。

  曾经的报警和立案

  就在此时,死者家属也找到了子午派出所。来人名叫苏学明(又名苏明),44岁,陕西商洛人,租住在未央区辛家庙街办新房村,在西安打工。8月25日,他正在劳动力市场找活干,无意间看到了《华商报》刊发的那则母女死亡的警方通报。越看越觉得像自己的老婆孩子,苏学明慌了。

  次日一早,苏学明就赶到了子午派出所,确认死者就是他的老婆和女儿。苏学明告诉华商报记者,老婆叫王世菊,原来是重庆市奉节县人,后来移民到了浙江。2011年,苏学明在浐灞打工,认识了在路边卖矿泉水的王世菊,随后二人就同居了,“老婆原来结过婚,但人很好,我们俩也没办证。”

  因为家境贫困,44岁的苏学明一直单身。王世菊的到来,让他感觉到了家的温暖。2012年5月,女儿出生了,苏学明高兴得几天没有睡着觉,读过书的姐姐给起名叫苏静怡。

  渐渐地,苏学明发现王世菊精神有点不对头,“总是自言自语,不喜欢和大家相处。喜欢静静地一个人发呆,或者站在高处向远处看。”

  没孩子以前,王世菊也走失过,苏学明根据她留下的电话号码打到重庆,王的老父亲说没见到女儿回来呀。苏学明有时候很矛盾,担心王家人把人领回去。还好,王世菊最后又回来了。

  在一起的日子,苏学明惊讶地发现,“老婆不但烧得一手好菜,还会做面条,做的臊子面非常好吃。”孩子一天天长大,叫妈妈、爸爸了,而且“不像她妈,像我个头高”。最令苏学明烦恼的是,王世菊有时会犯病,和房东吵架。

  2014年5月24日,可能此前因为和房东吵了一架,王世菊带着女儿骑自行车失踪了。苏学明印了“寻人启事”四处张贴。这对母女就是他的命根,没有她们,他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呢?5月24日晚上,苏学明的姐姐苏粉娥前往辛家庙派出所报警。25日1时48分,警方就将王世菊以及女儿走失的信息录入到“西安110走失人口查询管理系统”内。

  移民后“精神不正常了”,到处漂泊

  8月29日,王世菊的嫂子、侄子和叔叔从重庆赶到西安。家人看着自己的亲人,在生命最后一刻刻下的那些字迹,隐隐垂泪,“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,最可怜还有那个不到三岁的娃儿。”王世菊的嫂子何贤梅说,刻在门上的“王世成”是自己老公,也是王世菊的四哥,而且门上也刻有自己的名字,“王世秀是她二姐,旁边是她二姐夫的名字,他们一家兄妹5人,王世菊是老小。”上面的数字都是家里人的电话号码,只是写错了几个数字。

  他们还发现,王世菊不但刻下了亲人的姓名,而且还有一个地名,康平(坪)乡,那是王世菊的老家,重庆奉节县康坪乡。2002年,因为修三峡工程移民迁徙,他们从奉节县迁到千里之外的浙江。华商报记者查阅有关资料证实,“2002年康坪乡外迁移民到浙江道清、福建南安全州32户163人。”

  何贤梅说,王世菊和她同岁,17岁结婚,在家乡生有5个孩子,大女儿21岁了。“小姑子的缺点就是不爱和人说话,喜欢安静,孤僻,但没其他啥毛病。”自从搬离家乡,王世菊的厄运也一步步开始。

  何贤梅记得,当年搬家时小姑子还是很高兴的,摆了十几桌席和亲友告别,但“本乡本土住了几十年,说走就走,难免心里难过”。谁知5年后,王被丈夫送了回来,说有精神病,“让在家看好再说,否则就不接了。”

  侄子王维权记得当时正好是收获季节。看着姑姑总是自言自语,王维权非常同情。家里太穷,养不起闲人,精神好点的王世菊就跟随远房亲戚到新疆打工,帮人摘棉花。后来漂泊到了西安,认识了苏学明,再次有了个家。

  如果……如果没有那么多如果

  家属们很不理解,一对大活人能“活活饿死”!“是病死的,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,把人饿死了太残忍了”。苏学明不明白,明明王世菊和孩子已经进了救助站,咋能又出去了?而且自己已经报案一个多月,救助现场也有民警,只需举手之劳,随手查找个“王世菊”就行,咋就错过了呢?

  华商报记者采访中注意到,其实这对母女有若干机会可以活下来。

  采访中救助站和民警多次提到,听不懂王世菊的口音。视频中,记者也注意到,所有问话都是陕西方言,也就是说王世菊可能也听不懂;

  王世菊随身带有手机,但没电了,当时曾取下电话卡放到救助人员手机里,或许因为手机卡不对应或欠费,没反应。但如果能给手机充电,或许就有机会发现通话记录,哪怕只有一个,都可能找到王的家人;

  还有,救助人员和民警在已知其姓名的情况下,没有上网查找,此时这对母女的失踪信息已经上网。辛家庙派出所一民警坦言,因为该失踪人员信息库,目前还不能输入关键字搜索,其他兄弟单位要查,也需要一条条信息慢慢翻看,信息库没有检索功能,实在令人难以置信;

  救助站人员称,没发现王有明显精神异常,但村干部、街办人员和民警都说其“答非所问”有问题,如果救助站不认定其“拒绝救助”或“不能强制救助”、“不报真实身份拒绝救助”,而是做个简单精神鉴定,或因涉及未成年儿童的安危,请示上级、取得警察和街办干部的理解,把她们留下来观察几天也好。要知道,长安区救助站可是全国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单位;

  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妇女,带着一个不到三岁的女童,离开了救助站又回到了果园。如果此后的一个月期间,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者个人,不管是出于责任还是个人好心,再去看看这对母女,给她们哪怕一点帮助,或许悲剧就可以避免……

  8月28日,苏学明回到出租房取东西,发现因为欠租,房屋已被房东租给了他人,他的行李、物品被堆在走廊。苏学明一点不觉得意外,在他看来,老婆孩子都死了,这个家也完了。

  在长安区救助站的视频记录里,人们可以看到这对可怜母女的最后影像。那是7月23日,在救助站,王世菊表情古怪,不多说话,3岁的苏静怡也不太爱说话,时而眨着大眼睛看着周围的警察和救助人员。

  在妈妈的怀抱里,这个漂亮的小女孩,拿着那部已经没电而且欠费的手机,正放在耳边试着打电话。只是她不知道,这个电话永远打不出去了,而爸爸苏学明,已经找了她们很长时间,而且早已报了案。

  那一刻,几个公务人员正在认真地询问着王世菊,直到几小时后,这对母女骑着自行车离开,回到果园那间孤独的板房。

  一个月后,她们被发现病饿而死。